如美国学者(Alan Westin)认为，隐私必须被重新界定为个人、群体或机构对自身信息在何时、何地以及在什么程度与他人沟通的主张, [8]倡导个人对自身信息控制的独立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立法的本质亦是一种处理利益调整的政策制定活动。(25)F.A.R.Bennion,Statute Law Obscurity and the Drafting Parameters,5 BRITISH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1978). (26)Terence Daintith and Alan Page,THE EXECUTIVE IN THE CONSTITUTION:STRUCTURE,AUTONOMY AND INTERNAL CONTROL,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at 254.书中还提到苏格兰也是类似的做法，第255页。

这里的政策，需要借鉴政治学对公共政策的定义⑨，是指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由政府作出的影响一个社会部分或全体利益的决定。(60)封丽霞：《人大主导立法的可能及其限度》，《法学评论》2017年第5期，第79-80页。例如，法不溯及既往、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无罪推定等，属于法律问题并不会存在争议。(62)有学者提出部门起草法律草案与部门主导立法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并主张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起草法律案的机制可能缺乏对部门的尊重。(89)李晓兵：《论法国宪法委员吕含宪性亩查实践前创造性》，《东岳论丛》2008年第5期，第81页。

第二，立法过程新出现的政策问题：①中华慈善日从3月5日修改为9月5日(第7条)。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8条和第39条对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儿童安全监护注意义务标准是以限制行为能力人与无行为能力人进行区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年龄起点的修改，将直接影响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儿童安全监护注意义务标准，改变风险分配，对家长、学校、儿童的利益进行直接调整，因而它又是一个政策问题。因此，正确认识监察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是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不可回避的问题。

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是不同于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专门国家权力。法律体系的结构也是由不同功能的法律组成的。笔者认为，监督、调查、处置三项基本权能是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这就告诉我们，依法治国必须首先依法治权，依法治权必须依法治吏。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党的政法委员会是政治机关，但有权对重大案件进行协调处置。

强调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是从监察职能的基本属性来定位的。其主要理由是：这一定位既不具有任何宪法上的根据，也没有党章和各类党内规范文件上的依据，特别是政务处分和刑事追究活动均不是政治行为。这就决定了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党和国家协同管理好所有的党员干部，使其奉行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根据宪法和公务员法的规定为国家效力。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里的负责既包括监察委员会作为一级组织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也包括监察委员会的主任和监察委员会的其他组成人员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既包括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也包括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一）人大监督与宪法监督 人大监督与宪法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论者认为，监察委员会除了具有党纪调查和政纪调查的属性以外，监察委员会还内嵌了刑事调查的性质。它的规制范围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农村乡村，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我国，党的宗旨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有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忠于职守、勤勉尽责、遵守纪律、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等义务。

就处置而言，主要是根据调查结果和法律法规对被调查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并认定其性质，在此基础上作出政务处分问责移送审查起诉提出监察建议等处理。而是要在贯彻实施监察法的基础上，做到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主动对接、紧密衔接。

而监察委员会作为政治机关的属性定位，是从有利于把握监察工作本质特征出发，所作出的理论界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打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纪驰而不息，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在此背景下启动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权应运而生，监察委作为是党统一领导下的反腐败机构，其肩负的任务就是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这是因为，腐败行为是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权力滥用，是国家治理中的一种病变，如果不能防止公共权力滥用，遏制国家治理中的病变，就谈不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它的规制对象是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内容提要：监察法是我国第一部反腐败国家立法，也是一部体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基本法律。（一）监察调查属于监察法的特别程序规定，依照监察程序开展调查，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监督、调查、处置三者有机统一于国家监察权，共同深入推进党和国家的反腐倡廉工作。而《刑事诉讼法》在刑事程序法领域，同样具有统领性和基础性。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突破这种观念的局限，就要看到普通违法犯罪侦查和职务违法犯罪调查是发生在两个不同场域的执法活动，应当分别依照刑事诉讼程序和监察执法程序规范进行，从而逐渐形成以监督公共权力、维护国家政治清明为核心价值的反腐败执法司法观。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公职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

调查包括一般性调查、强制性调查和技术性调查，侦查就是一种带强制性和技术性的调查活动。三是监察调查唯有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才能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对于国家监察权反腐败执法监督的政治性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作进一步分析。并给出了三条理由:第一,《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均是根据《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两者处于同一位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部门整体转隶到监察委员会，有效解决了上述制约反腐败整体效能的问题。目前，不少学者对此表示了高度关注，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按照王岐山同志的划分，在四种形态的监察活动中，绝大多数是批评教育、少数是组织处理、极少数是纪律处分，极少数才追究刑事责任。在我国宪法之下的法律体系中，监察法处于源头性、引领性的重要地位。

又如，规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但它查处职务犯罪属于刑事执法，履行国际追逃追赃职能时，必须与执法司法机关和国外相关组织对接等等。

国家监察的监督范围，则包括所有公共权力机关、部门和依法授权的企事业单位，具有监督全覆盖的基本特征。监察法规定的调查程序规范，虽然坚持了保障被调查人人权的原则，但在更大意义上则是规定监察对象必须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

从法理上讲，人民代表大会集体行使职权且组成人员众多，不可能都参与具体的国家监察、司法监督事项，因而其监督职能只能设定在人事任免、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就重大事项作出决定等适合于会议和表决的事项范围之内。政治机关的定位与国家监察机关的定位是一致的，并不矛盾。但是,任何新体制的建构必然会对既有体制产生冲击,人们对国家监察创制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困惑和质疑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解决。调查作为一种手段，什么机关使用就为这个机关的职权，如政府机关的调查就是行政调查权，受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制。

第四，监察机关有权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公职人员进行监察。应当指出，公职人员从执掌公权力的那一天起，就具有支配他人的强制性力量，是公民中的特殊群体。

这种调查归什么机关使用，就是这个机关的履职手段。恰恰相反，它有利于强化包括监察法、刑诉法在内的各项基本法的职责定位，更好地发挥其法律治理特别是法治反腐功能。

有论者认为，应当在监察机关内部设立不同的部门分别负责违法违纪调查和职务犯罪调查，前者主要依据《监察法》及其它党纪、政纪相关规定，而后者应当受《刑事诉讼法》的约束。腐败是公职人员在职务活动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违规违法和犯罪行为，对这种行为的惩治预防是反腐败的执法监督的政治权力。